直到今年，母亲才结束自己从事六十多年的农耕事业。但她还是去跟村里的承包大户抛了两天秧，既过了一把“双抢”的瘾，又赚到了块钱一天的工钱。在电话里说起这些事，母亲乐呵得很，颇有一种宝刀未老的豪情。这让我恍然惊觉：每年夏天，湖湘地区轰轰烈烈的“双抢”，早已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传统的肩扛手刨式“双抢”正在远去，现代的全机械化“双抢”生机勃勃。生于农村经历改革开放的我们，开始怀念亲历的“双抢”，它是我们七零后成长的见证。
双抢，顾名思义是把早稻收割回来，再把晚稻秧苗插播下去，抢的是播种的季节，抢是各家各户做事的气势。我们湖区的双季稻，风调雨顺的年份，双抢的开始时间一般是7月10号左右，有个别比较干旱的年份，一些人家的早熟品种会在7月4号左右开始动镰。为了赶时间，一般是田里的稻谷接近八九分黄时开始收割。双抢是盛夏季节的农事，太阳出来了就非常燥热，乡亲们一般四五点钟就起来去干活，大清早做事效率要高很多，人也没有那么累。
大集体时代，双抢要持续三十多天；同样的田土，同样的出工人数，承包到户后，双抢的时间迅速缩短，从最多的二十多天，到半个月，一个星期，到如今的三四天即可完成。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是主要原因，但人心齐泰山移也是决定因素。到季节了，只要“扮桶”了，谁家也不甘落后，一个生产队里，最先完成抢插任务上岸的那一两家，表面上不说，言行举止之间，却无不透露出一种自豪感——一个种田的农民，无非就是拼那一亩三分地的长势，拼家中粮仓里的堆势；当然，假以时日，还要拼孩子，拼房子。
“双抢”第一年，有大我两岁的姐姐在，父母是如何完成双抢的，我的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在年秋天，九岁的姐姐屁股上生个疔疮，被村里的赤脚医生用错药而去世了；姐姐身上的担当和期待，全部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成了家中的老大，父母去田里干活的时候，照看两个弟弟，扫地、煮饭就成了我的日常。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真正参与“双抢”了。
当然，刚刚开始，我们小孩子能做的事不多，锄草锄不干净，插秧插不齐，踩打谷机个子不够高，割稻常常伤到手指，甚至连一个放水的缺口都堵不住，我们完全能胜任的事情就是“搂禾把子”。而我恰恰最受不了的就是搂“禾把子”。刚刚割下来的禾杆，再大的太阳也晒不焉，它的锋芒扎在手臂上，又痒又痛，这实在不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一笑而过的事情。当然，这也是懒人挑重担的弊端，如果不是为了偷懒，搂三四个“禾把子”到手上，而是一手一把，也不存在把双臂弄得红通通的。幸好父亲做事心细，找到比别人省时省力的方法，他带头把一行行“禾把子”放成向中间聚拢的形式，一个扮桶拖过来，加上“递与喂”两者之间的距离，两边搂“禾把”的人不过走个三四步远，就能把一桶禾靠边的“禾把”抠到手中。
脱粒、晒谷，是每家每户必做的事情。
最先几年，当地稻谷脱粒的工具是人工扮桶，完全靠脚力的踩压来带动扮桶里装满n字形齿轮的滚筒，大人紧扣“禾把”底部，让稻穗部分在转动的齿轮上摩擦，达到谷、穗分离的结果。这个工序，递和喂的人最少要四个，最少一个“出谷（把扮桶里的稻谷用撮箕装到箩筐里）”的人，还要一个人把一担担稻谷（俗称“毛糠”）送回家。某个环节差人手时，其他人就要停下来帮忙或等待。这样一套完整的班子，最少要六个人，大家一天的效率大抵是能收割完一亩七分地的稻谷。
因为很多农活单凭两双手是做不来的，第二年从开春起，父母就与一个兄弟家结伴，两家四个大人联手就可以盘活这场农事了。两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小，真正干农活还指望不上，两家田土差不多，投入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各自承担，两家只是在耕耘和收获时合伙来做。今天收割你家的二亩二，明天收割他家的三亩六，收割回来后，利用空隙时间晒稻谷、捆草、打水，就是各自中午休息时间或者晚上的安排了。饭菜自然是到哪家做事就到那家吃饭，伙食什么的并不讲究，辣椒炒肉应该是一个祖宗菜了。抽得出时间的话，主人家会想方设法做些鲫鱼、鳝鱼、菱角、莲藕等来改善伙食；在田间事做到中途，经常会有绿豆粥或西瓜、冰棍的补给，在我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就是最好的美味了。
亲戚之间结伴双抢是常规操作。
最初几年，家家户户都是用大水牛来耕田。那时水牛耕耘有四道工序必须要做：犁田、踏平、打滚、浪平。耕完之后，才能开始栽秧。对于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耕牛，平常的照顾和喂养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农闲时“放牛”便成了我做完作业之后的“主业”。由于平原地区到处都是庄稼，荒地极少，放牛可以去的地方并不多，最多的时候是把牛赶到田间排水渠，牛站在水沟里，舔吃水沟两边的青草。放牛娃有时会骑到牛背上放松一下脚力，但眼睛一刻也不能放松，要防止大水牛突然伸长脖子，越过田埂去吃禾苗。
好在放牛不过三五年的事，然后，农村陆陆续续出现了半人工的“大铁牛”——“动插头”耕田。这个“动插头”有点大鹏展翅的模样，前面一个装着许多铁片的轮子，轮子上面是铁架，铁架上面用螺丝固定着一台柴油机，紧挨着柴油机的位置有一个大“凹”形臂膀，臂膀连接的脖颈位置有一个铁圈，可以横穿一根手臂粗一两米长的棍子。这个大铁牛是可以直接开到田里的，但是，人们为了节约柴油和减少铁牛的损耗，一般是由两个壮年劳力抬到田里。虽然铁牛代替了水牛，但是前面要有个人开动机器牵引，后面要有个人扶犁及浪耙等工具，才能完成耕耘的目的。经过几年的改进，“动插头”就变成了“坐耕机”。顾名思义，“坐耕机”就是前面做牵引的人不用再泥一脚水一脚地涉水，而是坐到“凹”形臂膀的后下方，一个屁股大小的托盘上，而后面拖拽的农具，也全部由木质变成了铁质。重量的增加，动力的加大，坐耕机只需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稻田的全部耕耘程序；当然，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在我们当地，因操作不慎，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力被坐耕机轧断腿的情况出现过几起，甚至还有人因此丧命。
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每一点细微的进步，对于每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都无异于一次如释重负的解放。我清楚地记得：大铁牛的横空出世，得益于柴油机的发明和在农村的适用，所以，最先开始机械化的是柴油机与脱粒机搭配。
最先的稻谷脱粒是用扮桶，人们将稻谷收割后，把“禾把子”挑回家，摆在禾场上晒干，再一把把抓紧，用力到扮桶的四周内壁去捶打，直至每一个禾把子上的稻谷全部掉完。万山作协主席杨再树老师写过一篇《连盖声声入梦来》，说的是贵州这边最原始的打稻脱粒方式；二者一对比，我还是暗暗赞许“连盖”所附带的文化底蕴和执行力度。诚然，我对打稻的记忆并不是从完全意义上的“扮桶”开始，而是来自于经过民间的能工巧匠加工之后，自带踩踏功能的滚芯扮桶。不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我能深深感受到脚踩的扮桶给大人带来的劳累，他们要一边脚踩踏板，一边手喂禾把，手脚同时用力，才能把稻谷打下来，尽量减少浪费。古人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以说是最能反映庄稼人的艰辛的经典诗句。
用上柴油机后，打稻谷还是要人工去喂，但是不用脚下发力了，至少省了多半的力气，这对于一个卯足劲赶节气搞双抢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踩脱粒机时，表情是严肃的，是倔犟的，从侧面看过去，他的嘴唇微张，上气不接下气，有点自顾不暇的感觉。而用上柴油机后，当我们把禾把递上时，只见父亲双唇轻抿，满眼慈爱地接过去，嘴里还要叮嘱几句：帽子歪了，别跑，少搂点，别让禾把扎到了……
我们家的这台柴油机，用了三十多年，带完脱粒机带动插头，后来别人家有了坐耕机给乡亲们包工，柴油机就被“待字闺中”，不再有到田头耍威风的时候了。虽然被“雪藏”了，柴油机还是被父亲当作宝贝一样，隔三差五地加油、擦拭，松动再拧紧那些螺丝。这时，只是偶尔需要柴油机带动干塘的水泵才会想到它的存在；而现在水泵被改为电泵，柴油机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前几年，父亲才把这个完好无损的宝贝疙瘩当废品卖了。
脱粒的时候，当预备的三五挑箩筐装满毛糠后，脱粒的班子就暂停了；父亲们忙着把毛糠送回家并顺便摊晒开来，母亲们喝一口桶子里放了盐姜的井水，就拿起镰刀“唰唰唰”地割稻去了。只有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轰鸣的柴油机刚一停下来就离开了劳动区域，花样喝水、把稻草垛起来方便或者假寐、抓个蜻蜓或蚱蜢用野草绑起它的翅膀、处理一些表面上的小擦伤、到湿润的稻田捅黄鳝、去满满的引水渠泡一下脚等等，搞得不亦乐乎。当我们觉得放松得差不多的时候，或者经过大人召唤，才回到大人的身边，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小时候做不了插秧的活，现在倒是挺拿手的。
十来岁的孩子干农活，只是带出来认知这个劳动过程，不能指望凑到人数当天一定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当我十三四岁时，才开始体恤父母懂得竞争，只要出工就拼尽全力去做，一环接一环，再也没有偷懒的意识了。当一丘稻田的稻谷全部收割回家后，父亲的事情是把稻谷挑回家，捡草，再去电排排队打水；母亲的事情是回家去毛糠晒稻谷，还要见缝插针把饭菜弄好；我跟弟弟们的任务是把稻草捆起来，并拖到田埂上暂时避水，等父亲晚上打水到田里来了，就一边看水，一边用板车把稻草拖回家，晾晒在房前屋后的空地。
捡草，是一项比较轻松但讲究技巧的工作，十多岁的孩子基本上能胜任，却会因为不用心没用力而散掉，导致要返工重做。稻草的软硬程度跟稻谷的品种有关，最难捡的就是硬邦邦的杂交稻草，一些粳稻和糯谷的稻草，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暴晒后，变得十分柔软。捡草的时候，只需抓起十来根稻草拧成一股绳，放到稻草尖上，取适量稻草，两手合并把稻草立起，将草绳绕两圈打个活结，用力往上一带就扯紧了。这样就把稻草捆成了一个个稻草人模样，然后顺势把这个“稻草人”甩出去，让其底部尽量散开，一个个像“兵马俑”似的立在田中尽可能晒干。
后来，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房子盖起了水泥瓦，烧火煮饭用起了煤炉，液化气等，田里的稻草就不用捡了。我们拿根竹棍去把这些稻草挑开，由满田的稻茬隔着晒，等六七分干了，如果田里要放水过来了，就一把火烧了沤肥，当然现在不再这么做。再到后来有了收割机，稻草田里留一半，被脱粒机自动截断一半，无法打捆拉回家，也只能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去烧了。
稻草拉走后，我要做的事就是“薅路边草”。稻谷收割了，四周田埂上的野草愈发显得郁郁葱葱，在还没有“草药”问世的时候，“薅路边”是双抢途中没有时间安排而又必不可少的事情，用华罗庚的“统筹学”解释就是：这个工作是夹在“捡草”、放水、犁田或平田的时间做出来的。无需一个正劳力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当仁不让就落到了我这个老大的身上。有一次我用力不当，锄头削到了自己左脚的当面骨上，差点点砍断大动脉而酿成事故。这个事情既没有成为“下不为例”的教训，也没有成为父母不让我干农活的理由。我自己也不曾觉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以后的双抢生涯中，反而再次出现了几次“鞠躬尽瘁”的事情。
干农活也需要用好技巧。
人们都说“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这话一点没错。在我印象里，当我们累得像狗一样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头顶的烈日骄阳眨眼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天的乌云滚滚，风雨欲来。双抢期间一般家里禾场上都晒了稻谷，天气骤变，田间的人就要立即跑回去抢收稻谷。这样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我们称之为“风暴雨”，这个雨可能只有几分钟最多一二十分钟，但是满场即将晒干的稻谷，一分钟的暴雨也不能承受。我们的稻田都离家不远，最多的一里多路，天气一变，大家就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往家跑。我就在有一次跑回家后中暑了，突然晕倒在地，父母把我抬到凉板床上，掐人中、刮痧急救。尽管只昏迷了两三分钟就被弄醒来了，但是我这份回家抢稻的迫切之心父母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样的双抢我做了十多年，直到我结婚成家后外出打工，就很少回娘家下过田了。令人欣慰的是：家乡的双抢日趋进步，舍不得放下土地的父母已不用那么劳累了。
接下来，出现了培育秧苗的抛秧盘。抛秧盘铺在秧田里，把发芽的种子少少撒一遍，保证每一个孔里有五六粒种子，然后再用扫把扫一遍，这样，每一个秧孔里都有泥水盖住了，在起秧苗抛秧的时候，每一个孔里起出来的秧苗根部都有一定的重量，像孩子们踢的毽子一样，抛出去大部分都能落到想象中的位置。以前靠人工弯腰插田的时候，手脚麻利点的五个人，一天最多能插两亩田，现有了抛秧盘后，两个人能干出五个人的活，还不用那么腰酸背痛的累。还有一种撒谷插田法，就是把发芽的种子直接撒到平整而少水的大田里，省了母秧移栽的手续。
插秧也是一门手艺活。
年双抢前，父亲欣喜地告诉我：老家来了很多收割机。这些收割机都是从安徽、河南等省坐大型拖车过来的，到了乡村公路后，这些收割机就自己开到机耕路，这些农户就争先恐后地去喊他们来给自己家里收割。尽管要收50块钱一亩的费用，很多家庭都愿意出这个钱；因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他们掐指一算就知道：是自己请假回去搞双抢划得来，还是拿出一笔钱来支付这个费用，自己在工厂里多加几个班划得来？
而现在的农村耕种状况大抵如此：只有极个别在家里或附近有其他事情做的青壮劳力，就兼顾着种田的事业，没有让稻田荒芜了，绝大部分人家都是把属于自己名下的田土以两百斤稻谷一年的报酬而承租给片区农业大户。农业大户承包的几十甚至几百亩良田，用机械的地方，一到三天就完成了双抢，有些不得不用人工的地方，也是反请那些给田土的农户家里的老者，这样双方互惠互利，共同获取这些田土产生的利益。
多年的农耕文明——双抢，已经在这片“鱼米之乡”成为非主流之下的主流；尽管人们以各种方式打拼着自己的人生，但是，土地是基石是根本，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命脉，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将永远引以为豪：劳动者是大地之子，劳动无上光荣。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初期，历经了湖南长岳益三角地带“双抢”从发展到兴盛，从全人工到机械化的整个过程。现在的“双抢”跟城里人朝九晚五的上班模式差不多，已不争不抢，短短几天就完成了，相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进，而我历经的“双抢”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直到年高中毕业，开始外出打工。后来快30年时间，我下田搞双抢干农活的时间累计没超过十天，身子骨早已不能承受当初那种弯腰驼背的农事，但那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如今，我人生的第一个导师、引领和教养我怎样做人做事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我家的“双抢”时代已落下帷幕。而“双抢”的画面依然像立体镜头一样，时不时出现在脑海当中，提醒着我脚踏实地，不忘叶落归根。